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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儒家文化对“利”总体上持有否定立场，曾经做出判断，“放于利而行多怨。”放，依据、根据之义。如果一个人行动举止都以获取利益为根据，那么他必然会招致怨恨。与利相比，孔子更看重的是道。他注重的是仁道的推行实践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而对富贵名利这类的东西看的很淡，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观念，明确提出“重义轻利”的主张。其实，尽管孔孟都重义轻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孟对“利”深恶痛绝。轻重的权衡是相对而言的，并非绝对否定。
《里仁》篇记载，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这则材料将“富贵”“贫贱”“君子”“仁道”多个范畴放在一起讨论，在相互对比参照中看出孔子的选择与判断。在这里，孔子承认民众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富贵皆为人欲望的所在，贫贱皆为人厌恶的所在，但无论富贵或贫贱，都应该有正常的途径去获取与远离它。这个正常的途径便是仁。有道君子必须时刻不能放松自己对仁的追求，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行。仓促之间不能离仁，颠沛流离之时也不能违仁。
也就是说，孔子认为富贵本身无所谓好坏对错，关键在于求得富贵的途径是否合理。对此，《述而》篇记载，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如果是正当的途径，那么不妨去追求；如果是用一种不仁不义的方式，那么即便能够获得富贵，也坚决远离。相应的，贫贱尽管是所有人不愿意接受的一种生存状态，但如果这种贫贱是符合道义要求的，那么也是值得坚守的。孔子曾对颜渊的安贫乐道给予很高评价：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也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
此外，儒家文化之所以重义轻利，也与富贵本身存在的特征有关。修身养德，弘道行仁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仁道并不难实行，在孔子看来，只要心中常怀仁道的信念，处处皆可行仁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仁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可以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。但是，富贵却不是想得到便可以得到的。因为，它涉及到利益的纠葛、与他人的关系、追求的方式等等，是不由自主的。《颜渊》篇记载，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——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在子夏看来，生死富贵都是自己所无法控制的，只有不断修身，完善自身的德行才是君子的分内之事。
《卫灵公》篇记载，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这可以看作孔子对义利的总结，与道相比，食禄之事并不值得有志君子太过介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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